不知道大家好不好奇，老百姓一辈子的积蓄都拿去买房了，那么这些钱到底给了谁，又是怎么花的？
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四十多年前的1978年。
那一年中国放弃了大锅饭模式，转为大包干，也就是包产到户。
何为大包干，简单理解就是中央权力下放，各个省市各干各的，最后按照约定交一部分给中央就行。
比如那个时候上海每年上缴105亿，虽然全年一共也只有150亿左右。上海那时候因为历史原因，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影响，所以上缴比例是偏高的。
那时候常说一个上海养活半个中国，虽有夸张，但也证明了上海对中国经济贡献的确很大。
但是其他地方没有上海的历史包袱，所以上缴财政的时候就不够积极。
比如广东等富裕省会，为了少缴一些钱，故意调低GDP。
当时中央政府没有办法去核实，只能地方政府说是多少就当是多少，所以中央政府能够收上来的税越来越少。
那时候出现两个严重的问题。
第一是沿海和中西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但是中央没有钱去调节。
第二是中央财政告急，中央政府都没钱发工资了。
从1981年开始，中央政府就不得不向地方政府借钱，这一借就是十多年。
而且魔幻的是，中央政府一般都还不起钱，所以地方政府借给中央政府的钱都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
更为魔幻的是，因为中央政府老是不还钱，所以后面地方政府都不想再借钱给中央政府了。
所以对于一个政府来说，缺啥都不能缺钱，缺钱了说话底气都不足。
终于，中央政府觉得日子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，于是采取了“分税制”改革。
包干制分的是利润，分税制分的是税。
分税制有个好处是地方财务无法再造假，能收多少税中央一清二楚。
在分税制的模式下，中央有自己独自收的税，比如关税、消费税。地方有自己独立收的税，比如土地使用税。还有中央和地方一起收的税，比如增值税（地方三成、中央七成）。
穷的省份是很乐意的，因为中央收税收多了，就能够补贴他们更多，所以他们是很乐意的。
但是富裕省份就不干了，之前钱都是自己的，现在要上缴中央，而且最终还要给穷的省份，那自己不就是妥妥的大怨种吗？
当时广东省意见最大，因为广东就是之前包干制最大的获利者，肯定不愿意改变。
由于财政局长的政治级别比广东省委书记要更低，所以广东省根本不想谈。
无奈，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只能亲自飞往广州，跟广东省领导谈。
最终当然是朱总理以德服人，晓之以情、动之以理，让广东省明白要以大局为重，才让他们同意下来。
1994年，改革后的第一年就成果显著，中央财政占总财政收入的比例从22%提升至56%。
中央倒是有钱了，但是地方又穷了。
地方政府就去跟中央政府哭穷，说现在没钱修路、修学校、修医院了，搞不了基建和公共设施。
这个时候中央就安慰说，知道你们困难，这样吧，土地出让金收入都归你们。
由于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，农村土地归农民，所以最开始还不能卖地。
1988年，中央就修正了对法律条款的解释，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，为地方政府卖地铺平了道路。
于是，轰轰烈烈的土地财政时代正式到来。
1998年，我国停止福利分房制度，改为市场交易制度，标志着房地产行业的起飞和土地财政的开启。
简单讲一下土地财政。
地方政府把地卖了之后，用卖地的钱去搞基建，然后招商引资。等城市发展得更好以后，房价上升、地价上升，地方政府就有更多的卖地收入，然后进一步搞基建和招商引资，形成良性循环。
房价，成为了这个链条的关键。房价必须上涨，才有更多的卖地收入，才能发展城市招商引资。
其实我们买房子花的钱，并没有给太多给房地产企业。你看房地产企业财报，利润率也就不到20%。
真正的大头是用来买地了，买地花的钱给到了地方政府，然后地方政府拿去搞基建了。
同时如果用宏观的思维来看待问题，在土地财政之前，地方政府的税收占比是大头。分税制改革后，中央政府占大头，我们用买地的收入补偿了地方政府。
用等效替代的思维来看，相当于我们把钱也交给了中央政府。（我们把钱给地方政府，地方政府把钱给中央政府）
那么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花的钱，就是我们买房用的钱，可以说是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
那些修好的高铁、高速公路、地铁，造好的武器，建好的医院学校，福利补贴的高科技产业，都有我们的一份功劳。
真的可以说是为中华之崛起而买房！
虽然美国比我们有钱，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比我们政府有钱太多。
如果算上中国成本更低，购买力更强，并且社会福利没有美国高，其实中国政府消费力可能是要强于美国的。
他们没钱搞基建，高速公路没有路灯，地铁破破烂烂。但是我们不一样，政府有足够的钱可以去搞基建。
我们基建强国的名号，超过一半的功劳得给到房地产。
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房地产发展得太快了，土地财政慢慢显示出弊大于利的情况。
居民杠杆上升太快，大家没钱消费，产业升级停滞不前。
过去的功臣，现在可能也即将迎来了他落幕的时刻。
责任编辑：安琪
